新墨学应该全面保守古典墨学的基本教义，认真继承墨学原典中的墨家精神：《天志》述有上天信仰。
换句话说，科学与民主只能是西方文化的产物。[12]《论语》：《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这就是主体性比较模式。如此说来，中国文化的态度、印度文化的态度都是违背生活的本性的，唯有西方的态度才是符合生活本性的。[35] 究其原因，这是梁漱溟的唯心哲学的必然结果，他自承是释迦慈氏之徒，不认客观[36]，只是本着一点佛家的意思裁量一切[37]：我们的意思只认主观的因，其余都是缘[38]。一谈到比较，人们脑子里就会浮现出一个基本图式：有一个比较者（主体Subject）在对两个或若干个对象（客体Objects）进行比较。比较绝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活动，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去存在的方式，而归属于生活、存在。
[27] Stephen Angle: Contemporary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Toward Progressive Confucianism. Polity Press 2012, p.16. [28] Stephen Angle: Contemporary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Toward Progressive Confucianism, p.16. [29] Roger T. Ames: Confucian Role Ethics: A Vocabular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1. [30] 我对安乐哲的角色伦理学有所评论，参见黄玉顺：《角色意识：〈易传〉之定位观念与正义问题——角色伦理学与生活儒学比较》，《齐鲁学刊》2014年第2期。前者的典型，如作为文化保守主义（cultural conservatism）的现代新儒家。自然界的意志第一时间为人生奠定了理性主义的生存法则。
儒教与世界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暧昧不明，而且一直以来，在孔儒的思想观念中根本找不到一个关于改造世界的伦理原则。两千年封建社会停滞不前，儒教罪莫大焉。兼爱天下，义利万物，这就是墨教为我们设定的伦理价值标准。其急功近利心态与世界各地前资本主义时期贵族阶级的行径如出一辙，无伦理底线可言。
司马迁称道：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尽管从操纵权势、控制政权意义上讲，类似于政党政治的组织世界各地一直就存在。
与此相关的几个词rationality 中文译为理智性，rationalization译为理性化。在沉寂了数个世纪后，终于又在一种新兴的民间精神载体：唐人小说中爆发。所以儒教是一种极端利己的功利主义。既是韦伯意义上的一种要求伦理认可的确定生活准则的行为标准。
墨教内在的逻辑性和推理理路是有目共睹的。中国虽有高度发达的史学，却不曾有修昔底德的方法。墨教兼爱、非攻，非儒、非乐，都可以看作是古时社会主义运动的行动纲领。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
对财富的贪欲，根本不等同于资本主义。子墨子曰：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此天之所不欲也。
在经历了短暂的中兴之后，又归于沉寂。无论是革命党人的先行者孙中山，还是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其革命实践都带有浓厚的墨教色彩以及深邃的墨学理路。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包括后儒援墨入儒的小康大同说，如此高调社会主义的精神告白，渲染着浓厚的墨教伦理特色。墨教的宗教价值观与他的实用主义义利观并驾齐驱。韦伯所谓理性实际上相当于德国古典哲学中所谓理智即知性。现在中国的事情喜欢讲特色，对什么是真正的中国特色却不甚了了。居高位而不让贤，同为不祥。而原来从事农、工等下层失业流民，多成为武士或侠士。
宗教责任——如果儒教真的称为宗教的话，只能源于这样颓废的人生态度。这是造成墨学瑰宝被束之高阁表面上中绝的内在原因。
就韦伯研究的范围而言，除了儒教、道教，对中国是否还存在一个博大精深的墨教所知了了。马克斯·韦伯告诫说：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入门课中，应当告诉人们，对资本主义这种素朴看法必须摈弃干净。
但就国家本身而言，拥有一个理性的成文宪法和理性制订的法律、并具有一个受理性的规章法律所约束、由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所管理的政府这样一种政治联合体，具备所有这些基本性质的国家只是在西方才有。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irrational）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
为什么，偏偏是西方发展了资本主义？而且在近代，还发展了一种极其不同的资本主义方式，一种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方式。所卖技艺才能大致分为文武两途。由定期选举的议员组成的议会、以及由民众领袖和政党领袖、向议会负责的部长而组成的政府更属于西方的专利。显然，这个概念由两部分组成。
从这个角度讲，韦伯关于中国理性精神阙如的分析不无道理。古时，早在墨家之前，就存在一个侠士群体也即武士团体。
在经济文献允许我们作判断的所有文明国家中都是早已存在的。古时的义利之辩，实乃儒家爱有差等的私天下与墨家爱无差等的公天下的对决。
而这恰恰是希腊才智的结晶，也是科学之母。饶有趣味的是，在近代中国，墨教伦理践行与新教伦理践行有过一次近距离对照的机会。
教主更应该为人表率、身体力行。逢官必贪，贪腐有道， 穷奢极欲，却只是为享乐而享乐。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的最大限度的追求，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后世之侠义小说、武侠小说之源起，流经中、晚唐之辉煌，实乃发轫于上古墨教侠义精神之遗绪。
雄飞：墨教伦理与社会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二十世纪很牛的一本书。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害，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
在这里有一个哲学悖论，既然人的本质是义，人生是义的历史积淀，人人都兼相爱交相利，怎么会出现别相恶交相贼的不义状态呢？根据西方牛人马克思的观点，这是私有财产导致人性异化造成的。如果说，我们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认识还不揣浅陋，对社会主义精神的认识更是妄自菲薄。
两者的结局，也颇具戏剧化的同途而殊归。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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